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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人 无双谱

吴瀛

吴瀛

字景洲,江苏常州人,出身世代书香家庭,其父吴稚英任职清朝著名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幕府。景洲先生毕业于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英文专业。景洲先生不仅有精湛的国学基础,而且有深厚的西画及传统画功底,可谓学贯中西。他曾任京都市政都办公署坐办(相当市府秘书长),27岁便以其出类拔萃的学识参与创建故宫博物院,任常务委员、古物审查专门委员,并担任《故宫书画集》、《故宫周刊》首任主编。解放后被陈毅元帅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古物鉴别委员。 早年受孙中山革命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舅父庄蕴宽先生曾担任1925年至1927年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董事和“维持会”副会长。吴瀛也接受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的邀请被聘故宫博物院兼职,参与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宫财产的清点和博物院的创建工作。1926年,曾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常务委员。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特派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先生因病不克北上,电嘱马衡、吴瀛等为代办,与奉系军阀操纵下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办理交接。1929年,易培基被正式批准为院长,吴瀛担任“古物审查会专门委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我东北,华北危急,为保护文物安全,故宫博物院决定精选部分文物南迁。“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平津形势的危急,故宫内部开始有了将文物南迁之议。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素来就是极易招惹是非之物,涉及迁徙,自然引起大哗。“当时的舆论几乎是压倒性的反对,很多人认为故宫文物是国家精神的象征,国家尚未沦陷,先把故宫文物运走,无异于动摇军心”,当时坚持南迁的只有院长易培基和秘书长李宗侗二人,他们的观点是土地失去可以再夺回来,国家亡了可以再恢复,但这些古物一旦损坏却是永远不可挽回的。易培基的提案最终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意。挑选故宫中最贵重的文物,分批运送到上海。经过挑选和装箱的严格程序,要外运的古物,足足装满了21节火车车厢。他出任总押运官。古物南迁前夕,不断有人来威胁恐吓他,他不顾自身安危,毅然担负起了南迁重任。

吴瀛

“我率领着第一批南迁的古物出发了。这个‘青面虎杨志’的任务,比花石岗重要得多,声势相当显赫。”吴瀛在书中回忆,一共21节车,除了两节车厢上是工作人员和100位东北宪兵、本院警察外,其余全是文物。“在车顶四周各个车口都架起机关枪,各节车上都布置了宪警荷枪实弹地保卫着。”在重要的关口夜间开车,都按照行军作战的规矩熄灯前行,重要工作人员也和衣而卧。在徐州一带时有匪众出没,据报在前一天晚上,已有1000多人在徐州附近向行车地段窥视,被打退回去。因为绕道陇海,直到第四天才到达南京。国宝南迁在当时受众人瞩目,就文物运往何处、经费数量和分配、押运人选等也形成争论的两派:院长易培基和秘书长李伯玄为一派;副院长张继和他以强悍著称的夫人崔振华为一派。后来因为宋子文的支持,易培基的提议被采纳。故宫宝物南迁,吴瀛参与其事,为首批南迁文物监运员。此事易培基是赢了,但他却遭到张继夫妇的嫉恨。国民党当年派系争斗激烈,易培基、李伯玄背后支持的是元老吴稚晖、李石曾等。张继背后的是汪精卫。宝物南迁一事之后,易培基就被推到了矛盾的前沿,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张继联合他的学生,最高法院检查署长郑烈,一手制造了“故宫盗宝案”。吴瀛是易培基的死党,又因掌握了他们证据造假电文也被诬告“妨碍秘密罪”。易培基和李伯玄被迫辞职,由马衡代理院长职务。这个莫须有的案件却在继续扩大,最后一共扩大为第六案,但易培基不堪屈辱,激愤不已,在上海含冤而死。吴瀛在《故宫尘梦录》中对这段历史的叙述看之所以易培基遭受不公平待遇得不到有力支持,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高层也怀疑他“通共”。起因是他曾善待过已故的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吴瀛最后也因此事离开了故宫。 此后为了谋生,带领一家老小颠沛流离,历尽艰苦。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瀛被陈毅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古物鉴别委员。

吴瀛诗文、书画、篆刻无一不精,与文坛、艺坛诸多元老交厚,如:章太炎、于右任、乔大壮、吴稚辉、易培基、徐悲鸿、汤定之、齐白石、马一浮、叶恭绰、沈尹默等,名重当时。景洲先生的绘画以山水兼花鸟为长,多以西画构图,作品以山水为主,兼有人物花鸟,其画功力深厚,技法精湛,中西交融,意象辽远;书法以行书为主,亦篆亦隶,自成泱泱风格,堪称巨匠。此外还有著作《中国国文法》、《故宫盗宝案真象》、《风劲楼诗草》、《蜀西北纪行》、《故宫博物院前后生平经过记》、《故都沉梦录》,话剧《长生殿》等。 吴瀛一生亲历清末及国共两党执政。1949年后曾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5年将其祖传及一生收藏的241件文物捐献给他亲自参与创建的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的最初十年,是风风雨雨狂飚迭起的十年。为了保护这个幼弱的民主革命新生儿不致在摇篮里就遭到扼杀,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专家教授及当时故宫同仁,冒着被绑架、坐牢、暗箭中伤等危险,四处奔走呼号,与各种恶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场民主与封建、进步与倒退、正义与罪恶的斗争中,吴瀛先生始终是“以保存数千年文化渊薮为职志”,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所撰写的《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不但真实地记述了最初的艰难创业历史,同时也洋溢着他一片爱国主义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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