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
王联春馆长与学生们在一起

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在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落成伊始接见王联春馆长时曾指出:故宫文物南迁不光是故宫的事,而是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守护国宝的精神也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这样一句话通过王联春回到乐山安谷对南迁纪念事业的耕耘与坚守,已经成为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努力追求、竭力呈现的精神内涵。在史馆从无到有的艰苦卓绝过后,继续跋涉在公益之路的寂苦征途,服务民众,为青年、学子所用,始终是史馆坚持不移的社会责任。从慕名寻访而来的参观者,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参访团体,再到乐山安谷素质教育基地的老师学生们,史馆传播着故宫文化、弘扬着南迁精神,在一次又一次与参观者的共鸣与感动中,我们总能重拾那份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我们在郑院长的宏文《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故宫文物南迁的意义》中,在故宫学者的引领下,再探索、再思考南迁的精神价值,这也是我们所有事业的建设与开拓中最可汲取的温暖力量。

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故宫文物南迁的意义

⊕郑欣淼

“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珍视自己历史的传统,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穿过无垠的时空而延展与传承。对于以典守中华国宝、守护中华文化根脉为职志的故宫博物院来说,在85年的历史风云中积淀了具有恒久意义的文化与精神力量,故宫文物南迁就是其中永远值得追忆、回味的一页。

这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段峥嵘岁月。1933年至1949年间,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文物精品为防日寇劫毁,自1933年2月起迁存于上海、南京,1937年11月后又疏散于西南后方,至1947年6月全部东归南京。时延十年,地迤万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这批中华文明的重要瑰宝才得以基本完整保存。今年,正值紫禁城建成590周年、故宫博物院成立85周年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为铭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组织"温故知新: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考察活动,追寻先辈足迹,传承典守精神,探索南迁的意义与价值。

一、保护本国、本民族文化遗产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项任务。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看,故宫文物南迁的壮举和成就,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贡献。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历程的积淀和载体,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对任何民族文化遗产的损害即是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损害,因为每一民族对世界文化皆有其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世界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故宫文物南迁及其基本完整保存,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危机关头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伟大壮举,也是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重大贡献。

战争不仅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也必然对文化遗产带来破坏,特别是大规模武装冲突更是如此。鉴于此,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公约就提出:"在包围和袭击中,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尽可能保全用于宗教、艺术、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念物,以及医院和病者、伤员的集中场所,但以当时不作军事用途为条件。"并且明确规定"对这些机构、历史性建筑物、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任何没收、毁灭和有意的损害均应予以禁止并受法律追究。" 1935年4月15日的华盛顿条约规定:"历史性纪念物,博物馆,科学、艺术、教育和文化机构应视为中立,依此受交战国尊重与保护"。也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文化遗产所遭受的极其严重的掠夺和毁坏,催生了1954年的《海牙公约》,它系统地规定了武装冲突情况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范围、缔约国的义务、特别保护制度、标记和运输、执行措施等内容,对于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德、意、日法西斯出于其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用各种残暴的手段,屠杀无辜的民众,在被占领地区施虐,而且大肆抢劫和破坏各国的文化遗产。反对法西斯的中国及欧美各国,都在保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中普遍采取的保护办法,就是把文物珍品转移到比较安全偏僻的地方存放,防止敌人的洗劫或空袭。

当德军的侵略气焰方炽时,西班牙爆发了内战,内战中文物受毁以及抢救保护文物的行动震惊了欧洲。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使西班牙成了内战双方外部支持者所研制的最新式炸弹的试验场。在大批的轰炸机群和新型燃烧弹的威力面前,著名的普拉多博物馆决定把最重要的绘画运到瓦伦西亚。当内战在巴塞罗那周围激烈展开之际,存放普拉多博物馆的艺术品被多次转场,一次比一次更为偏远,又再次被夹在交战战场之中的一处采石场里。藏品守护人员设法向英、法两国文博同行发出吁请,要求声援。后来佛朗哥将军同意暂停轰炸,让这些绘画安全撤出。抢救西班牙艺术珍宝委员会联合民族联盟以及法国和英国的文化机构用一项24小时之内在欧洲筹集到的捐款,组织车队将收藏品运到法国。在法国,这些箱子又装上挂有22节、上可停放汽车的特别专列开往瑞士日内瓦,终于找到了一处安全的栖身之处。

英法等国博物馆界从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保护文物实践中受到启发:为了防止敌人的空袭、劫掠,最可靠的办法是把文物珍品转移存藏到偏远安全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卢浮宫藏品也曾匆忙转往图卢兹存藏。1937年,当巴黎即将遭受侵略时,法国立刻进行仔细的准备:详细罗列了巴黎和各个省份的博物馆里所有重要的收藏品清单,积极搜寻国内每一处适合隐匿藏品的古堡、修道院和教堂,周密安排抢救路线。1939年战争爆发前后,卢浮宫等一批博物馆的艺术珍宝,包括1.8万平方米的巴黎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都被运至卢瓦尔河谷地区最大的城堡尚博尔,后又分藏到附近的11处古堡。英国伦敦博物馆的艺术珍品主要被转移到西北部的威尔士。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向苏联发动进攻后,列宁格勒的艾米塔什博物馆开始抓紧文物的包装,两次把120万件文物运到了西伯利亚城,后因德军切断东运的铁路运输线并开始轰炸该城市,文物再没有运出去。

随着二次大战的进展,美国由罗斯福总统组建备战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在1941年3月就特设了一个文化资源保护委员会,负责"为保护美国的文化资源收集情报、准备计划和采取措施"。是年12月7日,日本未经宣战,偷袭珍珠港美国海空军基地,次日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保护艺术品的任务急迫地摆到了美国面前。在对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实践做了研究之后,他们决定最好的保护方案是把国家艺术品收藏转移到偏远地区的防弹建筑中。国家美术馆最重要的艺术品运到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的比尔特摩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约1.5万件藏品用了90节车皮转运到了费城没有人烟的郊外;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珍品转运到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三座建筑物里;在其它地方,艺术品收藏搬家的工作也持续了数月之久。此外,仅华盛顿就有4万立方英尺的书籍、手稿、印刷品和绘画,加上第一面星条旗,这些不可替代的反映美国历史进程的档案被送往"内陆腹地的三处教育机构",《独立宣言》则送往诺克斯堡保存。

当然,安全转移的只能是一些最重要的艺术瑰宝,被侵略者抢劫去的仍然相当多。希特勒和纳粹军队对占领国的文化遗产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战时每月从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送往德国的艺术珍品达40到50卡车。在法国,从1941年4月到1944年7月,德国侵略者就把至少装有2.2万件艺术品的4174个箱子,装满了138节车皮运往德国。为了完成希特勒的"林茨特别任务",纳粹主要通过掠夺方式从欧洲搜罗到数千幅绘画。但是各国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毕竟是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与二战中欧美等国的文物保护比较,同样是转移保存,故宫文物南迁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在时间上,动手早,持续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纳粹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而正式爆发的。欧洲各国博物馆一般是在此期间进行文物转移的,部分博物馆或在一二年前已作文物包装的准备。美国、苏联是在1941年受到德军、日军攻击后才着手文物档案等的安全转移,而随着欧洲战场的结束,保卫文物的任务也告结束。故宫文物动迁的准备,则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即着手进行,五批文物于1933年2月至5月运离北平,存储于上海、南京,并成立"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南京分院文物又分三路疏散到西南川黔诸省。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三路故宫文物先后集中于重庆,1947年返回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1950年、1953年与1958年这批文物中的6254箱分三批运回北京紫禁城。至此,距离文物最初迁出故宫已逾20年。目前,仍有2000余箱、约10万件文物暂存当年所修的南京朝天宫库房。

其二,在空间上,文物多次转迁,涉及区域广。欧洲各国面积都较小,文物藏品一般离首都不远,且存放地比较集中。中国幅员辽阔,故宫文物穿越南北,横跨东西,播迁不断。文物迁徙期间,曾先后储存过文物的省市有上海、江苏、湖南、贵州、陕西、四川、重庆,曾迁运经过的省有当时的河北、湖北、平原、山东、江西、西康、安徽、广西、河南等。且运输文物事宜涉及海(河)陆空交通:以火车装载,经平汉、陇海、津浦、京沪等铁路要线;以汽车装载,经湘桂、黔桂、川陕、川黔等公路要道;以轮船装载,溯长江,导岷江。此外,赴英展览,乘军舰、邮轮跨各大洋抵伦敦;赴苏展览,乘飞机越祁连山抵莫斯科。如此纵横辗转,洵为奇观。

其三,在保护任务上,数量众多。欧洲各国的文物转移,其文物数量与保护中的难度,都与故宫文物南迁不可同日而语。故宫南迁文物为挑选的院藏精品,因门类众多,形体不一,包装、运输都难度很大。故宫南迁文物共13427箱又64包,此外,还附运了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文物珍品6065箱又8包8件,合计达19492箱72包8件。西迁时,三路文物都是多次转迁,不断装卸,加上气候、道路及交通工具的影响和限制,更是险阻重重。凭着故宫同仁的努力与各有关方面的支持,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文物保护任务。

其四,在保护力量上,投入巨大。故宫南迁文物,数量大,历时长久又多处转迁,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文物的运输、保卫、保管等工作以及管理人员的开支,都需要资金,政府给予了支持。现在尚无法准确统计整个南迁期间所花费用,从所存藏档案看,投入是不少的,如1933年2月至5月,铁道部奉行政院令"以半价计",五批故宫文物铁路运费共计473210.85元(不包括古物陈列所文物南迁的铁路运费),租用上海库房每月支付租金5244.76元,南京朝天宫保存库工程款及办公用费共计490723.32元(截止1937年度),等等。1937年11月存于南京库房文物的第二次、第三次西迁,故宫原无预算,则由管理中央庚款董事会资助,解决了燃眉之急。在人力方面,则有军民力量的大量投入。在文物的整个迁运以及存放过程中,都有一定的军警力量予以保护,各存放地政府和民众为文物提供场所,给予大力支持,有些民众还参与了文物的维护管理。这些投入都是欧洲文物迁移保存所无法比拟的。

此外,还应看到,欧洲各大博物馆,虽然藏品丰富,有些也极为珍贵,但多来自于其它文明古国,与占有这些藏品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并无多大关系。当然也有一些文物,如波兰的维特·斯陶斯圣坛、比利时的根特祭坛、奥地利的王冠珠宝等,它们与这些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关,有其特殊意义,但这都难以同故宫文物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相比拟。故宫文物为清宫旧藏,是中国历代皇室收藏的延续与仅存硕果,它们以其宏富的古代器物、图书典籍、档案文献以及壮伟无比的紫禁城宫殿,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成就和代表。故宫文物的最大特点是它们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是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反映了中华文明5000年来一脉相承的辉煌历程。这就是故宫文物所具有的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也由此可见中国人民对其竭尽全力保护的特殊意义。

二、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整保留这批文物是抗战胜利的成果,其播迁历程也赋予故宫文物特殊的价值。

1931年,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我东北三省。社会各界对于故宫博物院的前途及其文物甚为关注。为社会安定起见,易培基(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与汪申(时任北平市工务局局长)等商议以修建故宫库房为名,着手集中文物装箱,不敢对外明说南迁。后来,为保文物安全,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三十多位北平文教界人士认为北平各文化机关所藏的许多珍贵文物是"表扬国光,寄附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为此他们上书国民政府,建议从北平撤出军备,使其成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域。不久,由于战局变化,故宫即开始文物南迁的动议及筹办。经院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报国民政府同意,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最后决定南迁上海储存。对这一决策的形成,在1933年初文物起运前故宫博物院的一份文稿中有明确陈述:

查故宫博物院,文物渊薮,甲于世界,而又为清室曩日窃据之地,满逆日寇,咸所瞩目。际兹日犯热河,榆关吃紧,平津地区当然在可危之列。则以故宫物品之繁重宝贵,设非未雨绸缪,万一仓卒变生,势必束手无方,非沦敌手,即遭摧毁。用是预定计划,及时妥筹安顿之策,实为必要。现在本院新库方告落成,正集中新库。择其最要数千箱,佥议必要时期分别装送北平交民巷及天津、上海租界区域,暂为安顿,再策万全。惟兹事体既大,责任綦重,自非本院所能擅专,应请行政院迅予核准备案并派大员就近会同办理。

故宫文物南迁准备工作从1932年秋天开始,主要是选择精品及装箱。日寇于 1933年1月3日攻陷山海关,26日又大举进攻热河,故宫文物遂决定于1月31日南运,但因受到阻挠,2月5日才正式起运。在故宫文物南迁消息见诸报端后,舆论哗然,形成反对和支持两种声音,持续达半年之久。反对者有社会团体,有文化名流,反对的原因主要有三种:

其一,认为大敌当前,政府应首先要保护土地和人民,现在政府却如此重视故宫古物,因为故宫古物是古董,值钱,才要搬迁。鲁迅的议论很有代表性,就在1933年2月6日,故宫第一批文物运出北平的当天,鲁迅在《申报》上发表文章,载:"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他嗟叹政府不顾大学生死活,却要迁移团城玉佛:"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此时,马彦祥(马衡之子)也化名在天津《益世报》发表了多篇反对南迁的文章,他说:"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其二,认为日寇入侵,将文物运出北平,会影响人心,引起社会不安。严智怡(时任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长)上书中央政府,并致函故宫博物院,指出:"北平文化精神寄予古物,一旦迁移,则故宫建筑,躯壳仅存,不惟丧失文化中心资格,不久且将沦为芜城。" "况值此国家危难之时,敌忾同心,正宜示镇定坚决之心 ,励一往无前之气。已经迁洛之政府,近且回京,何以独于敌氛未及之北平,岌岌若不克保,又专措意于古物?政府统筹全局,寸土一民,不能置之度外。窃谓不宜以此寒国人之喁望,逞强敌之觊觎,危累世之蓄积,散仅存之文物。为此电达,备祈转请中央收回成命,文化前途幸甚!"

其三,认为故宫文物与其建筑以及北平市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不应单独迁出。严智怡指出,"北平为累代文化中心,一切古物与建筑、文献、图书互相辉映,息息相关,势不能划出一部分可以取携之物,谓之国宝,而其余概置不问。"周肇祥则强烈反对古物迁移,认为"古物与地方繁荣有关,而历代文化之品,一散不可复合。"北平市各自治区向故宫博物院发出公函,称"故宫古物为建设文化区域之要素,北平全市人民生命所系,学术研究所关,断难坐视运徙!"

夫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藏古物,咸为希世之珍。为本国之文化计,为世界文化计,均宜早为之所,妥为保存,纵不能一举迁避,亦宜先后施行,……深愿贵会诸公刚果毅断,一洒因循敷衍之积弊,速行有效之处置;古物得免于难,文化不再遭劫,则中华文化幸甚,世界文化幸甚!为功为罪,自取之耳!

故宫文物该不该南迁,争论虽然激烈,但其实质是如何看待故宫文物,即这些文物是一般所谓值钱的"古物"、"古董",还是其有特殊的不可代替的价值?这也是从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就存在的争议。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故宫博物院后,就有国府委员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理由是故宫的文物是"逆产",通过争论,此议案被否决,社会上对保护故宫及故宫文物的重要意义有了深刻认识。就在此次故宫文物南迁准备中,"北平政务会议"却于1932年8月3日作出决定:"呈请中央拍卖故宫文物,购飞机500架。"易培基"不胜骇异",即多方努力,劝阻拍卖行动,终于制止了这一荒唐决定。故宫文物虽然来自清宫,曾为皇帝个人所有,但"为我国数千年文化艺术之结晶,尤于学术方面关系非浅,即在世界文化上亦占重要之地位"。故宫文物不是一般的"古物"、"古董",而是国宝,是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它的价值是不可用币值衡量的,这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故宫文物南迁是基于敌强我弱、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长期过程所作出的决策。政府方面认为,敌人入侵,失掉土地还有收复的可能,惟有文物留在原地不动,只有受毁损的危险,于是不顾一些人的反对,仍然坚持进行迁运。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故宫文物的西迁,人们关注的已是故宫文物的安危。八年之中,这批文物万里间关,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9000余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而暂寄存宜宾沿江码头时,上游乐山及下游泸县皆受到敌人狂轰滥炸,独有处于中间地带的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自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即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文物搬出不到1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陕西南郑运往成都时,将存在南郑文庙的文物抢运出才12天,那文庙就被敌机投下的7颗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办法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文物搬迁途中发生多次翻车事件,所幸都是有惊无险,文物未有损失,以至于大家觉得"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极大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故宫文物是源远流长且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的载体与见证,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根脉。所谓"国家的福命"、"古物有灵",就是把故宫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与民族独立、民族尊严连在了一起,其中倾注了深沉的民族感情。故宫文物的保护过程,对于抗战精神的形成、民族认同感的增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样地,伟大壮烈的抗日战争也为这些珍贵的皇家收藏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1945年10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投降受降仪式在庄严的太和殿前举行,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代表受降一方,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根本博代表投降方在投降书上签字,是日10余万人目睹了这一壮观的历史场面。这一天又恰逢故宫博物院建院20周年纪念日,古老的皇宫、新生的博物院与中华民族的伟大独立解放事业如此休戚与共,大约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残暴,证明当年故宫文物南迁是正确的选择。虽然故宫南迁文物得以保全,但日本侵略者仍然破坏与劫掠了相当多的中国珍贵文物。据有关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至少在1000万件以上。在沦陷区的北平故宫,就有一批铜缸、铜灯亭被日军强行劫走。抗日战争更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保护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捍卫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早在1945年4月,即日本投降前的四个月,为保存战区文物,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在军事情况许可的范围内,竭力减少战区内文物的损失。其所做的一项主要工作,是与军方及盟军联系,编制战区内古迹文物的目录、地图及照片,以防止轰炸时的不必要损失。曾编制中英文对照的10省市重要建筑目录99页399项,照片176张,地图106幅。日本投降后,该机构改名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调查文物损失、清理敌伪文物、估计文物损失价值等,特别是编制了《甲午以来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该会曾请外交部向远东顾问委员会及盟军驻日总部提出追偿我国文物意见书一种,其中主要要求,为自甲午以来凡为日本掠夺或未经我国政府许可擅自发掘之一切文物均须由日本交还,而在此期间,凡为日本破坏,或因日本军事行动损失之文物,则必须责令以同类或同等价值之实物赔偿。此项目录由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徐森玉主编,历时九个月,引用日本历年出版之参考书目122种,计内列珍物15245件,并将战事期间日人历次在我国之发掘编为附录。此时,驻罗马教廷公使还受命调查过庚子年意大利劫掠我国文化艺术品及其它古物的情况等。虽然日本归还的文物远未达到这个要求,但从中国人民的主动追索及把追索时限定在甲午以来,就可见抗战胜利对中华民族解放与复兴的意义,可见文物与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的关系。

三、故宫文物南迁是抗战时期文化、教育西迁的组成部分,故宫文物的有效保护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民抗战的体现。

抗日战争不单纯是一场军事力量的较量,还是一场社会动员力的较量,需要全民的参与。因此伟大的抗战自然对中国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抗战初期,各行各业的人们积极投入抗战,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沿海的工厂辗转内迁,为大后方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国民经济实现了向战时经济的转轨。与此同时,高校及文化机构的内迁则使文化、教育事业得以在战火中延续和发展。对于故宫文物南迁的意义,放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教育西迁的大背景下审视,当会有新的认识。

抗战爆发前,中国高等院校、文化机构,大多分布于东南沿海沿江地区,上海、北平、南京等大城市,汇聚着大批当时重要教育、文化机构及著名文化人士。抗日战争爆发,这些地区首当其冲地遭受了严重摧毁与破坏。大批文化机构纷纷西迁,改变了旧的文化分布结构。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力量大致经历了两次大迁徙。一次是1937年到1938年期间,随着战火的蔓延,中国的大批文化名人和文化机构数度西移,先到武汉,继而又转至重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文物精品长期存放于四川、贵州等地,亦是整个文化西迁的一个部分。故宫博物院还在此代管过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及安徽省立图书馆的部分文物。另一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迅速占领了上海的英、法租界和香港,一度栖身于这些地方的文化人士和文化机构纷纷转移到西南地区,特别是重庆,集中了当时文化界的大批之知名人士。重庆不仅是当时的全国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而且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云南的昆明、广西的桂林也是抗战时的文化中心之一。

同样,抗战之前,中国高校也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尤以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大城市最为集中。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沿江的各高校西迁,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教育基地。高校内迁形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教育中心的大迁移活动。从1937年到1939年,中国东部地区的高校除了一些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作迁移及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其余学校或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东。随着战局的变化,一些高校一迁再迁,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奉教育部令迁往长沙,于1937年10月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春,因长沙屡遭轰炸,该校又迁往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则组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西部地区存在、恢复和发展起来,弦歌得以再续,薪火得以相传。

抗战时期文化、教育的西迁,是坚持长久抗战、培养未来人才、事关国家前途的大事,对西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抗战期间,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内迁到四川宜宾县李庄,当时这个约有3000人的小镇就接纳了约1.2万文化人,成为一大盛事,至今为人乐道。1939年至1946年间,故宫9000余箱文物在乐山安谷乡存放近8年,时值国学大师马一浮在乐山乌尤寺创设复性书院以及武汉大学西迁乐山,这三个教育文化机构之间及其与乐山地方又多有互动。故宫文物迁于乐山后,按照要求,应会同当地最高文化机关清点造册,而当时当地最高文化机关就是武汉大学,于是武汉大学就参与了此项工作。此事在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窛记》中有载:王校长(即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以本院南迁文物品件曾由本院在上海、南京相继开箱,逐一点查,历时一年有半,并有教育部派员莅场监点,编造清册,有案可稽,西迁会点,应无庸再行开箱,只须按照迁储各库文物会点箱件数目,随加抽对箱件字号。"复性书院则"感于寇乱,经籍缺乏,各省官、私版本多遭焚荡,学者苦于无处求书,爰事裦集,凡四部主要诸书为学人所必读者,皆谋渐次刊行"。书院遂派人就抄存放乐山的文渊阁四库书,自 1945年7月2日迄翌年1月28日,历时193日,计抄成经部易类、诗类、四书类,史部政书类、传记类、目录类,子部儒家类、术数类,集部别集等共22种,又校抄四库集部别集一种。此外,乐山地方人士以刊刻乡贤专集,搜求善本校抄,曾派员赴故宫驻乐山办事处就抄。自1944年11月14日讫同月19日,计抄成四库子部《武编》、集部《眉庵集》、《颐山诗话》、《荆川集》、《李文公集》五种。故宫文物西迁、武汉大学西迁和复性书院设立,成为抗战时期乐山文化教育三大盛事,其间的交流大有益于乐山的文风。

故宫文物南迁具有保护民族文化命脉的意义,对它的保护是社会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故宫文物南迁,具体的筹划、组织、协调是故宫院长马衡等领导人所承担,押运及具体管理是故宫同仁,但是仅凭故宫上下,要完成如此旷日持久、组织缜密、复杂多变的迁徙行动,显然无法实现;离开了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寸步难行。抗日战争是全民抗战,作为抗日战争组成部分的故宫文物南迁,同样体现了全民抗战的特点。在整个南迁、西迁中,有三方面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得到国民政府以及有关省市政府和铁道、公路等有关部门的支持。1933年初文物开始南迁,分五批运输,政府都有明确指示,并在经费及运输工具上给予保证。当时有人企图暴力阻止,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即密电北平市政府,要求果断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南运顺利进行。在文物存放地点(即迁沪或迁洛)之分歧发生后,易培基院长曾致电委员长蒋介石,请求中枢维持原定方案。西迁时分三路,又多次转迁,每次转迁的命令都是行政院下达的。在文物途径或存放有关省市时,都得到当地军政负责人及有关机关的支持。1938年2月,存放陕西宝鸡的文物奉命运存汉中,要翻秦岭,又值隆冬,只能车辆载运,行程885华里,且限当日到达,不得在中道停留。1938年2月22日至4月10日,7000余箱文物,装载305车次,经48天抢运,按时运抵汉中。在抗战期间,车辆缺乏且多半老旧,长途公路运输确是一个问题。当时西安行营统管所有陕甘军公商车,他们规定这些车辆以"运军火为第一,运古物为第二",终于解决了问题。

其二,在文物迁移途中与存放地,都有军人押送和守卫,起了安全保障作用。文物开始南运时,以宪兵押送,火车上架着机枪,吓退了企图抢劫的土匪。在南京浦口火车站停留期间,南京方面加派500名军警保护。各个存藏地都有军人担任警卫看守。存放四川乐山安谷文物达9331箱,几占南迁总数的一半,护送这批文物入川直至驻守安谷库房的部队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9师某营,1941年春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特务团二营接防,其中第五连驻安谷,第六连驻峨嵋,他们在执行保卫工作的同时还修筑公路,开辟操场晒坝,打扫街道,制作墙报宣传抗日。第五连连长因久驻安谷,遂于当地一位姑娘结婚成家。

其三,得到文物存藏地民众的大力支持。故宫南迁文物,曾经在多处停留,一些地点停留时间极为短暂,或为中转站,或停留数月,但也有一些地点较为长久。例如最初南迁上海,存储达4年,期间还开展文物点查、伦敦艺展等重要工作;后分三路西迁,辗转多次,终于各自安存三地,南路文物密藏安顺华严洞 6年,中路文物妥存安谷7年,北路文物安藏峨嵋7年。漫长的时间,艰苦的条件,如果没有当地民众的配合和支持,要保护好这些文物是不可能的。以安谷乡为例,民众对于保护故宫文物做出了巨大贡献。当选中乐山安谷乡的一寺(古佛寺)六祠(朱潘刘三氏祠、宋祠、赵祠、易祠、陈祠、梁祠)为文物存放地的决定做出后,安谷乡长刘钊多次召集各保长、执事宗族族长商议妥善安置文物事宜,并积极宣传文物迁移安谷的意义。被选作文物库房的各宗庙祠堂,将各自宗牌收藏,腾出庙堂以备文物存放。安谷人杨宗友将自家田地5亩无偿供给守卫驻军。据统计,当时驻各库房的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馆筹备处职员共计30名,此外还临时雇用安谷乡民众21名。这些安谷雇员在家食宿,按时到各库房工作,从事木工、泥水工、搬运工、勤杂工,有些还协助文物登记工作。其中有位名为易泰安的安谷人还曾随文物东归重庆,服务时间长达8年。1946年,为奖励乐山县安谷乡协助故宫存放文物事,故宫博物院呈请国民政府题颁"功侔鲁壁"匾额七份分赠安谷乡储存文物各寺庙。事实上,不仅是安谷民众,在各个文物存放地,广大民众在故宫文物保护中都做出了极大贡献,都"功侔鲁壁"

四、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发展的特殊时期,特殊的任务,艰苦的环境,培育和形成了以"视国宝为生命"为核心的典守精神。

文物南迁打破了故宫博物院正常发展秩序,特别是从1937年底西迁后,主要是迁运及保护文物的完整安全,工作性质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的李济,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委托,曾调查抗战时期故宫文物搬运存放情形,他在报告书中说:

谨案自抗战以来,敌人对于我国文化品之加倍摧残或尽量劫夺,为极显著之事实,政府对于故宫文物必须尽力保管,亦为朝野所公认。在此大前提之下,所最成为问题者,为故宫博物院之原有组织是否能负此时期之非常责任。查原有之故宫组织,为一纯粹的学术性质,其行政机构亦偏重于此类功能。自战事发生以来,其原有之功能已无运用之机会,所需要者远超乎原有工作之范围。济自视察以来,深感此问题之迫切。

李济的调查进行于1938年9、10月间。这时候故宫文物西迁离开南京已近一年,他所检查过的包括由中路运出的存放于重庆的文物以及由北路运出的存放于陕西汉中的文物,其时,正奉命把存于汉中的文物运往成都,在他检查时尚未运完。李济看到文物保存状况尚好,但也感到存在问题,主要是近一年来故宫文物不断转徙,往往是未及安顿又要迁往新的地方,在运送力量以及经费上都需要"外界有特别之推动力"。对故宫博物院来说,则要从"纯粹的学术性质"转变到适应战时需要,负起"普通保管之事及运输中安全之责任"。其实,近一年来种种艰辛,是故宫适应变故的过程。事实证明,故宫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工作方式的转变。从1939年底开始,以故宫为主的南迁文物分别存放于贵州安顺(1944年迁往四川巴县)及四川峨嵋、乐山等三处,故宫人开始了长达六七年的相对稳定的文物保管时期。

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是一次伟大的民族洗礼。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促进了全民族空前的觉醒和团结。故宫同仁在这一抗日洪流中,在保护国宝的实际工作中,在本院已有精神资源的基础上,也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故宫精神。故宫精神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部分。

故宫精神的核心是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这是从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逐渐树立、在文物南迁中不断强化的观念。这是源于对自己所保护的珍贵文物的重大意义以及自己所担当的神圣责任的深刻认识,是故宫同仁的价值取向。正如马衡院长所说:"本院西迁以来,对于文物安危原无时不在慎微戒惧、悉力保护之中,诚以此仅存劫后之文献,俱为吾国五千年先民贻留之珍品、历史之渊源,秘籍艺事,莫不尽粹于是,故未止视为方物珍异而已矣。"这种认识的体现就是"典守"的践行,他们是一群"典守者"。1946年,台静农曾有一首和申若侠及庄严的自况诗:"羡尔公牡俩,深山好养真。庋藏可敌国,贫乃到柴薪。小饮三杯满,流亡百劫身。明年出巴峡,依旧老宫人。"这首诗形象地刻划了这群"老宫人"即"典守者"的情操与风范。

在这一漫长的典守过程中,故宫同仁以储藏整理、保护文物完整为首务,尽管备尝艰难,险象环生,个别工作人员还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人们无怨无悔,忠于职守。这种对国宝价值的认识,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使得故宫同仁在保护好故宫文物藏品的同时,也认认真真地做好代管文物的保管工作。

遵奉行政院令,故宫文物南迁还附运了古物陈列所5414箱,加上颐和园、国子监、先农坛的文物,达到6000余箱,几乎占到故宫南迁文物总数的一半。这些机构都没有派人,全由故宫人员搬运、看护。

最难搬运的是存放在国子监的10个石鼓,还是故宫人帮助装箱的。这些石鼓为著名的国之重器,每个约1吨重,鼓上的字在石皮上,但石皮与鼓身已分离,稍有不慎,石皮就可能脱落下来。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这样的包装,翻山渡水,甚至经过翻车事故,石鼓都没有出现问题。故宫同仁在西迁期间还曾代管过其他省图书馆、博物馆的文物藏品,都一视同仁,尽心尽力,照管得很好。

严格的制度,细致的管理,是故宫精神在文物管理上的体现。为了确保文物安全,在西迁期间的存藏中,都有一定的工作程序,坚持有关规则制度。一般来说,文物迁定某库后,即应清点造册,或组织视察抽查。入库箱件,要按行列排比,同时绘成方位简图,编定方位表及方位索引,以利检提而便稽查。文物箱件经会点后,接着开展典守业务。为使工作有所遵循,故宫于1939年岁暮公布各项章则,如本院附属办事处办事细则,库房管理暂行规则,开箱工作暂行办法,库房警卫暂行规则,接受委托保管及寄存公私文物暂行办法,库房招待参观暂行规则等,又于1940年4月制定南迁文物点收清册记载订误暂行办法。关于文物的防护设备,则有防潮、防蛀、防险三项。

四川潮湿多雨,为防止文物受潮霉损,每逢晴天常常出库翻晒,称之为"出组"。"出组"是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清宫物品时形成的制度,一直沿用下来。每次出组,一般五六人,有组长、组员、工友等。程序是:上午10点启封进库,提箱开箱,按档案清册逐件核对后,出库摊放在场坝上,卫兵持枪环立,外人可远观不能近看;下午两点收摊,对照清册,由出组成员会同核对无误才装箱,钉牢,签封,搬存原处;如开箱发现虫蛀霉损,须据实登记,并在开箱记录表中载明"出组"的时间、地点、参加者和文物状况等,然后签名存库。正由于有了如此严密的制度、严谨的作风以及严格地执行,才保证了以故宫为主的南迁文物的安全保护,也不断强化着故宫人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故宫精神的又一体现,就是不忘博物馆的职责,在可能情况下,努力办好文物珍品展览,以弘扬中华文化艺术,发挥博物院的教育职能。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注重陈列展览,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在文物南迁、西迁中,利用存藏的文物,故宫在国内外举办过多次文物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35年12月到1936年3月,故宫的735件精美文物赴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是故宫文物第一次远赴重洋出国展览,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活动,观众达42万余人次,为英国人民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打开了大门,在英国甚至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这次展览,准备充分,出国前先在上海举办预展,以飨民众,回国后又在南京举办展览会,以昭明信。西迁前夕,故宫选送文物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西迁以后,存放于安顺华严洞的部分文物精品于1939年赴苏联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精选的百件文物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展出,受到苏联民众的盛赞。回国后参加了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以昭明信。1943年至1946年间,故宫博物院先后举办重庆书画展、贵阳书画展、成都特展等,以报答西南民众。这几次展览,共同特点是精心选择展品,认真布置展场,注重讲解宣传,在播迁中不间断地传扬中华文化,籍此振奋民族精神,对当时当地的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抗战胜利前夕的故宫西迁书画告别西南父老展览,就很有代表性。为了报答西南父老协助运输、保卫之劳,以使饱览祖国文化瑰宝,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特呈准行政院,在陪都重庆举办了一次西迁书画告别展览会。精选书画作品142件,为晋唐宋元明清名家之作。此外,宋高宗《赐岳飞敕》、李公麟《免胄图》、黄道周诗翰等关于民族意识以及有关西南人物或地方文献者(如赵昌、黄居寀、文同、苏氏父子、王守仁、杨文骢等和诸葛亮像与大理国梵像)特重点选出了参加陈列。展览会当场发送《本院举行书画展览会经过》及《书画展览会展品目录》。在《展品目录》之首,印有7条"参观须知",第7条为"如有空袭消息请来宾退出"。这一系列国内外展览,正如马衡所说:"结果不独在阐扬学术与国际声誉方面,已有相当收获,即于启发民智,增进一般民族意识,亦已有影响,成效颇彰。"

南迁文物保护是责任极为重大的任务,需要保护者的无私奉献,全身心的投入,也要耐得住寂寞,并习惯那每天都要重复的近乎单调的工作。而且当时人员经费大量削减,"左支右绌,久苦不克,时有顾此失彼之虞"。在一些人的印象里,这些守护者似乎始终处在一种紧张、严肃甚至愁苦的状态中。其实不然。这些守护者的多数人,特别是各办事处负责人差不多都参与过博物院的建立,有着良好的文化艺术修养,他们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发挥着自己的爱好,或吟诗作画,或访古览胜,或从事研究,或兼任地方中学英文教员。他们达观,从容,淡定,认真而不刻板,严肃却不枯寂,勇于吃苦又善于苦中寻乐,始终对人生、对未来充满希望,遂使得穷乡僻壤的生活充满情趣。这无疑也是故宫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面。曾任峨嵋办事处主任的那志良,在记述文物由汉中运成都时,他的感受竟如此浪漫:

运输的事虽然很苦,若把押车当作旅行,却是极饶兴趣的事。这一路古迹极多,我们走到剑阁的时候,万树丛中,远远望到栈道旧迹,顿时想起唐明皇避难到四川的事来,又想到前人曹伯启的《南乡子》词来了。我最爱他这首词,……他所说的"应被旁人画里看"与"到晚才知身是我"描写得真是好极了,我托好友欧阳道达先生替我写了一幅中堂,他的字又写得十分好,我把它好好保留起来了。

先后担任过安顺、巴县办事处主任的庄严,曾在友人所绘当年存放故宫文物的华严洞图上有一跋文,记载自己在此的一些活动,我们感受的是那一代人的风雅轶事:

读书山三大字洪北江书,木刻髹漆,悬于庙内前厅,年久失修,余与森老(按即故宫古物馆馆长徐森玉)曾解私囊为之重漆贴金,并纪年月于后。

居安顺时余好题名,每一登临必有爪痕,华严洞附近诸山尤多,独于是洞不著一字,人以洞主呼我,我亦暂以洞主自居,遂两忘也。今事过境迁,岂可再得乎?卅二年叔平师因事至安小住月余,一日酒后忽发逸想,老头子(按指故宫院长马衡)竟攀梯登三丈许,亟厓大书百余字,可作纪念。

任过南京分院主任、乐山办事处主任的欧阳道达,他的《蜀江夜泊思家》的诗我们未见到,但马衡《邦华(按欧阳道达字邦华)于役雅安,用其'蜀江夜泊思家'韵寄诗四首,以代书简》之一:"君昔蜚声翰墨林,久忘结习废哦吟。于今无限兴亡感,聊复濡豪吐寸心。"可见欧阳道达在书法诗歌上都有很高造诣。

马衡院长是著名的金石学家,他存留至今的87首诗歌,完全写于1938年至1945年故宫文物西迁期间,第一首《答方鹤老》:"劫余文物在人间,客里豪情已渐删。强寇即今成弩末,征人何日唱刀环。关河累我风尘老,诗酒输君岁月闲。多感殷勤珍护意,举杯相嘱看岷山"。感时抒怀,慷慨悲歌。正如沈尹黙1946年在诗稿抄本上题跋中所说:"叔平四兄能为诗而不常为。违难入川,感时兴怀,遂斐然有此。其间与亲故往还之什尤款款见至性"。这些诗作,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诗人的才情和心绪,看到了他朴茂笃实性格的另一面。

五、部分南迁文物运台形成一个故宫、两个博物院的局面,两个博物院都坚持弘扬中华文化的职志,重走南迁路,更加认识到历史所赋予的责任。

避寇西迁文物,历经千磨百折,终于1947年6月全部回到重庆,一朝相聚,其乐可知! 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联合举办文物联展,参展文物共计1400余件,故宫出历代名画、名窑珍瓷,中央博物院展出殷周铜器、汉代文物等,规模宏大,观众踊跃,可谓盛况空前。可谁又能想到,此后不到半年,这批历经劫难的文物又要遭受离别之苦。

1948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的辽沈战役将解放东北全境,全国战局发生根本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撤离台湾。11月10日,翁文灏(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长)邀集理事王世杰、朱家骅、杭立武、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以谈话会的方式密议南迁文物运台,决定选运精品,以600箱为范围运去。12月4日,经常务理事会议决:"先提选精品贰百箱运存台湾,其余应尽交通可能陆续移运,其不能运出者仍在原库妥为存放。"就是说,只要条件许可,尽可能都要运去。1948年12月21日、1949年1月6日与29日,南迁文物分三批运台:第一批文物由海军部中鼎轮载运,共计320箱(原定200箱,因舱位有馀裕,临时增加);第二批为招商局的海沪轮载运,共计1680箱;第三批由海军部昆仑号运输舰载运,由于舱位有限及军舰停留时间短等原因,已装箱的1700箱文物,仅运走972箱。

为什么迁台文物只运了三次?主持迁运的杭立武(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南京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说:"第三批文物运出后,局势紧张,遂告停止" 。局势确实紧张,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翁文灏虽于11月10日与故宫有关理事商定文物运台,但因金圆券改革失败,他于11月3日已提出内阁总辞职,蒋介石则于11月26日批准翁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第三批文物还未运出,蒋介石就于1月21日发表文告,"决定身先引退"。随后,没有总统身份的他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从此再没有回到南京。当了代总统的李宗仁则下令停止文物运台。故宫文物运台也受到很多人反对。马衡院长致信杭立武,以病后健康未复婉拒乘南京政府派来北平接运文教界名流的专机,又望停止迁运文物赴台,并以第三批作为结束:

运台文物已有三批菁华大致移运。闻第一批书画受雨淋湿者已达二十一箱。不急晾晒即将毁灭。现在正由基隆运新竹,又由新竹运台中。既未获定所,晾晒当然未即举行;时间已逾二星期,几能不有损失。若再有移运箱件则晾晒更将延期。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之程度。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定。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续运。

故宫运台文物2972箱,约占故宫南迁文物总数的1/4,开始登记总数为231910件又27张692页,后对文献档案重新仔细计算,总数变为597423件。文物运台开始存放台中糖厂,1950年迁往台中雾峰乡北沟,1965年台北近郊外双溪修成新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遂于是年11月12日在新址举行开幕典礼。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台文物11562件,一直与故宫文物一起保存,现在台北故宫的文物藏品,包括这两个机构的藏品。其中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文物,主要为当年古物陈列所的南迁文物,而古物陈列所的文物又来自清沈阳故宫及热河避暑山庄,因此也属于宫廷文物。截止2007年,运台文物加上到台湾后征集的各类文物,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文物总数为655687件。

部分南迁文物运台,形成了今天一个故宫,两个博物院的局面;也正由于"南迁"的原因,虽然分隔两岸,但同根同源的两个博物院的联系却难以割断:首先,两个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都主要来自清宫旧藏,收藏的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遗产且都具有世界影响,又都在弘扬着中华文化。台北故宫的清宫文物占92%,北京故宫的150万件文物,来自清宫的达到85%。两岸故宫藏品有着很强的互补性,既各有千秋,又不可能孤立存在。例如许多互有关联的书画分藏两岸故宫,甚至台北故宫有些文物如唐代怀素的《自叙帖》等精美的原包装盒则留在北京故宫,珠椟相分,令人感慨。其次,两个博物院都拥有从1925年至1948年这一长达24年的共同院史,而这24年中,又有16年是文物南迁时期。其三,两个博物院的一批元老级人物,都曾是国宝播迁中相濡以沫的同事和战友,都曾有过深厚的情谊。在地覆天翻的历史转折关头,个人的作用总是微弱的,故宫同仁在去与留的抉择中,道路不同,信念却依然相同,那就是"和文物在一起"。欧阳道达组织人力用混凝土封闭了文物库房,迎来了新的政权;庄尚严、那志良、梁廷炜和吴玉璋奉命押运文物去了台湾。一些家庭因国宝的分离而父子、兄弟天各一方。故宫职员梁廷炜,其祖辈两代为清宫画师,他带着两个儿子梁匡忠、梁匡启伴随文物辗转到乐山。他的长子梁匡忠,在峨眉办事处参加管库工作,并与当地一姑娘结婚。梁匡忠的儿女都以出生地命名:峨眉出生的儿子叫峨生,乐山出生的女儿叫嘉生(乐山古称嘉定),抗战胜利返回南京后所生的两个儿子分别叫金生、宁生。梁廷炜的次子梁匡启,1945年底也成为乐山办事处的临时佐理员。梁氏一家人在乐山守护国宝中度过了近8年时光。1949年1月第二批故宫文物运台,梁廷炜奉命押运文物,大约是出于一种预感,他带走了老妻、二儿子匡启。以及长孙峨生,梁匡忠则与女儿嘉生及儿子金生、宁生留在大陆。一家人从此分隔两岸。当后来供职于北京故宫的梁金生与台北故宫有了联系,才知爷爷梁廷炜早已离开人世,此类故事,令人唏嘘!

时代的潮流终究是阻挡不住的。2009年,两岸故宫博物院打破60年阻隔,实现了正常交往。台北故宫举办"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展览主题是"为君难",向北京故宫借37件(套)有关文物,其中包括雍正帝"为君难"玉玺;文渊阁四库全书运到了台湾,台北故宫周功鑫院长提出要进文渊阁,当她看到当年珍藏四库全书的柜子仍完整放置时,当大有感叹;清宫有两套《龙藏经》,康熙时期的在台北故宫,乾隆时期的108函,台北藏36函,北京藏72函,台北故宫要出版康熙时期的《龙藏经》,但因为时经340年之久,其中一函无法揭开,便请北京故宫协助,解决了问题,等等。这些还只是文物上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两岸故宫都坚守着故宫的基本精神。故宫人对故宫的特殊情感,以及早期特别是南迁时期形成的理念、精神甚至规章制度,在两岸故宫延续至今。1935年清点南迁到上海的文物,留下127册《存沪文物清册》,两个故宫至今仍然保存,这是故宫文物的重要档案。为祖宗和子孙守护"国宝",是两岸故宫的共同使命,也是两岸故宫人的共识。

"温故知新: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是通过"重走"这一形式,亲身追寻与体味故宫前辈迁运文物的艰难历程,进一步探求与认识这一壮举的价值与意义。活动由北京故宫的16人与台北故宫10人组成。自6月4日至18日,考察团一行在15天的行程中,先后到了江苏、贵州、陕西、四川、重庆等省市的南京、贵阳、安顺、宝鸡、汉中、成都、乐山等城市,探寻了37个故宫南迁文物的存放点,串联起当年文物南迁、西迁、东归的部分运输路线,考察活动按照将历史考证与现状调查、档案文献与口述历史相结合的思路,调查收集了散存各地的文献、档案及研究资料,考察了遗址、遗迹的保存状况,聆听了当年参与"护宝"行动人员的介绍,并通过摄影、摄像、录音等多种形式,补充、完善了相关影像资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一,考察活动对当年文物南迁历史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特别是遗址考察、人员采访、文献搜求,具有抢救性质。丰富的资料、鲜活的细节,使文物南迁史变得更为生动、形象,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民众对保护国宝的支持,感受到故宫人典守国宝的执着与坚定,也是故宫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二,两岸故宫共同重走南迁路,是一次唤起共同历史记忆的"寻根"行动。两岸故宫都保留了大量有关南迁的文献档案,从文物开始南迁直至1937年底西迁前,有关南迁的档案都保存在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则保存自1938年以后与文物南迁相关的院史档案153件。两岸故宫博物院都感到南迁史研究的重要性,但从未进行过实地调查,倒是当年一些南迁工作人员如庄严、欧阳道达、梁廷炜的后人曾多次寻访父辈与自己生活过的地方。这次北京故宫于建院85周年与抗战胜利65周年举办《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同时举办"重走文物南迁路"考察活动,立即得到台北故宫的积极响应,并建议以"温故知新"作为此次重走活动的主题。庄严的四子庄灵(1938年出生于贵阳,1938年至1941年长于安顺),梁匡忠的三子梁金生(1948年出生于南京分院,后随文物北返回到北京)均参加此次考察。15天的共同考察,加深着了解,了解一段共同历史的同时,也在进一步了解自己、了解对方。这次考察活动是继2009年实现两院院长互访、在台北故宫合作举办雍正大展、合作举办第一届两岸故宫学术研讨会后的又一次重要合作,必将继续推进两院今后的交流与合作。

其三,当年保护故宫国宝的行动,已逐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精神也得到传扬。一些文物存放地已被很好保护起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乐山的安谷还由民间投资,办起了"故宫文物南迁乐山史料陈列馆",并建起了纪念碑。故宫文物南迁已成为集体的记忆、民族的记忆。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拂去历史烟尘,故宫文物南迁的意义正在被人们所认识,而故宫人也更体会今天所典守的国宝的份量与价值,更感到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更激励自己继续努力弘扬中华文化,在两岸交流、祖国统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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