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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文物南迁历史

中线文物启运

太古公司黄埔轮

马衡院长由长沙赶回南京后,马上紧急疏散留京文物,接洽运输船只。两千多箱文物得以提前抢运往汉口,暂时在汉口租仓库贮存。押运人员均是临时指派,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携眷属整行李,立即动身。有人回家一看,什么都不舍得丢下,又拿不走,最后只带了桌上放着的一把摺扇。还有的不知到底该带什么,情急之下,竟然与太太一起背了家里的一张方桌出来。等同事们问他带这个干什么?他又仓皇地想要背回去。最后把桌子扔在了码头上。这些还算好,毕竟是一家人还在一起,而有的人就没那么幸运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了。比如梁廷炜,自己负责中路文物的押运,儿子梁匡忠却是跟着最危险的北路一起出发的。

文物启运之时,正是南京最恐慌的时候,杭立武就是在这个危机关头,正式加入迁运文物的行列中来的。他那时担任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一职,正在形势紧张的南京办难民区,收容老幼妇孺以免于战火。南京市长找到他,希望把朝天宫的文物库房也划进难民区范围内以保护文物。杭立武觉得此法不妥,便向当时国防最高委员会建议向后方疏散文物。第二日得到回电,同意文物转运后方,并嘱杭立武负责。杭立武把难民区的事交给德国副主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故宫博物院文物迁运的计划中。这一做,余生就与故宫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的文物迁台,也由他负责主持。南京此时一片混乱,敌机频频轰炸,筹措车船困难重重。有时就算在车上贴了国防委的标签,也会半路给人抢了去。第一批运往汉口的文物送出后,军方船只的调用已不可能,只有雇佣外国船只,然而,“洋人”们都胆小如鼠,生怕日军报复不肯运输。杭立武几经周折,才租到了英国的商船黄埔轮。这时日军已到南京城边,成千上万的人想要离开。难民们纷纷涌向黄埔轮,英商看到这种情形,害怕被日军轰炸,一度拒绝开船,称除非杭立武与船一起走,否则没人敢负这个责任。杭立武毅然决定随同文物一起前往汉口,甚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因难民太多,黄埔轮不肯靠岸,杭立武上不了船,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先后两艘船分别由李光第和牛德明押运往汉口。这时,南京的情形已非常危险,没有办法再行启运,抢运工作遂告停止。文物到达汉口不久,南京沦陷,汉口也随时有被轰炸的危险。此时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为确保安全,存汉口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后又分批运抵重庆。由于文物数量大,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运抵重庆。之后院长马衡及办事人员先后到达,成立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

水路运到汉口先后总共三批次,总计箱数9369箱,其中故宫博物院之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和秘书处文物共4055箱,其他机关寄存之古物陈列所、颐和园文物共5314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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