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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文物南迁历史

国宝上海租界暂栖身

上海

确定文物迁往上海后,行政院指派专人到沪,物色存放地点,最终选定在法租界天主堂街26号的仁济医院旧址,月租金3750两白银。这是一幢七层钢筋混凝土楼房,租赁后在所有窗户上加装了铁栅栏外,又在大楼四周打桩立柱,围以铁丝网。第一批文物抵沪,金利源码头上戒备森严,市公安局侦缉队队长卢英、督察员张芝山,率侦缉队、水巡队水陆布防警戒。警备司令部、法租界巡捕房派出部队、巡捕协助维持秩序。碇船上下中西探捕密布,外滩马路上断绝交通,实行部分戒严。下午1时起,将船上古物卸装在雇用的“茂泰”洋行汽车上,十多辆汽车穿梭往来,运去天主堂路26号入库,每辆汽车上由故宫博物院职员、侦缉队员各一人押运保护。库房同样戒备森严,大门前法租界巡捕站岗看守,周围还有市公安局侦缉队的游动哨巡逻。据当时报载,经由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会同法租界巡捕房与市公安局商定,库房长驻巡捕和侦缉队员各5人,负责库房的日常保卫;各楼层装有报警电铃,直通巡捕房,消防器具全部到位,均属当时一流。上海天主堂街的库房虽有七层楼高,但仍容纳不了近两万箱的文物,第四批以后运出的文物,属于文献馆的则另在英租界四川路租赁一个库房来存放,两处仓库都装得满满。文物暂时脱离危险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又再上演。曾力主文物转西安的博物院董事张继串通最高法院指控易培基私占故宫宝物,同时以妨害秘密罪控告吴瀛。这实际是政府高层派系之争,最终张继一方占了上风,易培基被迫引咎辞职,吴瀛携家眷黯然南下武昌。1933年7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古物馆馆长马衡先生继任院长之职,徐鸿宝先生任副院长兼古物馆副馆长,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文献馆馆长沈兼士,总务处处长俞同奎,运上海文物成立驻沪办事处,由欧阳道达任主任。1934年6月4日,南迁文物开始由本院驻沪办事处会同上海市政府及市党部、中央党部点收,至8日,因监察人员感觉责任重大,暂行停止。嗣由行政院改令教育部派员监盘,11月20日开始,至1936年12月2日,以筹备迁转南京又暂停止。至存沪文物转运本院南京分院,乃于1937年1月12日复行点收,于6月14日结束。新任院长马衡组织并主持了对所有文物作详细的清点登记造册,编印成《存沪文物点收清册》。规定每件必须载明质地、色彩、尺寸、款式。瓷器须记录口径、底径、腹围、深度;铜器、玉器还要登记重量。南迁上海文物的清点登记,以在北平陈放的馆处为单位,各用一个字代表之。偌大中国,受日本欺凌,竟致国宝难以安居,颠沛流离南迁申城,马院长感慨万千,别出心裁寻思了四个字作代号:原古物馆的箱子编入“沪”字,图书馆箱子编入“上”字,文献馆箱子编入“寓”字,秘书处箱子编入“公”字,连起来成了“沪上寓公”。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故宫国宝的多舛命运。1934年,为了庆贺将于次年举办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继位25周年银禧庆典,英国资深的中国艺术品学者、收藏家戴维(Sir Percival David)爵士,发起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向中国方面发出了参展邀请。

经反复斟酌,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接受邀请,决定从故宫南迁文物中“选取书画金石陶瓷各项珍品,运往英伦”参展。为保证国宝的万无一失,南京国民政府“迭电驻英郭(泰祺)公使详加磋商”。经协商,中英双方达成共识,决定组成由“两国元首为监理,两国行政首长为名誉会长”的专门理事会管理一切,公推李顿爵士为理事长,由英国海军派遣军舰负责押运多达93个集装箱的中国参展文物,并在伦敦艺展的前后分别在上海和南京各举办一次展览。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所在地波林顿大厦举行。故宫国宝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强烈震撼,42万从世界各地赶来的观众躬逢其盛,为之倾倒。1936年6月1日起,外展归国的文物在南京考试院做回国展览三个星期后,又运回上海入库保存。

文物存放上海,毕竟寄人篱下,不过一时的权宜之计。以蔡元培为理事长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对此仍忧虑重重。因此,理事会陈明中央行政院,要求从速筹设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并建南京库房。1935年起,故宫博物院南京朝天宫保管仓库开始动工修建。1936年10月起,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开始筹备文物运到南京事宜。为了控制转运时间,不再走水路运输,而是改用火车,由库房用汽车运到火车站改装火车,到南京下关,仍用汽车运到朝天宫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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