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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人 无双谱

那志良

那志良

字心如,北京宛平人,学者,故宫博物院元老之一,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玉器专家。1925年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历经故宫博物院成立、文物南迁、文物精品运台等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是故宫历史和故宫文物的重要见证人和守护人。那志良先生祖上是满族正黄旗,老宅在西城区锦什坊街东养马营。在那志良先生出生的时候,那家已随着大清国的衰亡而中落,父亲失去俸禄之后,以教书为业,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考入了位于祖家街的市立第三中学,可是家里已无力再供他念中学了。偏偏这时,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陈垣先生得到一笔华侨捐款,创办了一所免费的平民中学,于是他和弟弟廉君考入了这所中学。由于他勤奋好学,每次考试总是第一名,得到了陈垣校长的器重。1925年,由陈垣先生推荐,那志良进故宫当职员,当时他只有17岁。到他1998年在台北去世,他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工作了70多年,堪称故宫的"元老"之一。先后参与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收、故宫博物院成立、伦敦艺术品展览、古物南迁、文物精品运台等大事。到台湾定居后,他又编辑故宫书画录、故宫铜器图录、故宫书法等,可以说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故宫。从17岁进故宫清点文物,到1933年,他25岁押运故宫古物南迁,在后来的近70年的人生阅历中,几乎再没回过北京。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的生活基本上都与故宫的国宝有关。《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记载了他的经历。那先生在故宫与国宝相伴70多年,在古器学特别是玉石的研究和鉴赏方面,是国内外公认的权威,可是家里却没有任何藏品。

1925年,19岁的那志良经陈垣推荐正式成为故宫“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名职员,他与故宫珍宝的缘分从此开始。那志良进宫的10个月后,紫禁城正式改名为“故宫博物院”,那志良被分派管理玉器。在这期间,他接触到大量的故宫珍贵玉器,比如著名的“翠玉白菜”、“肉形石”,开始并不受关注,但陈列出来却引起轰动。那时大家一边整理玉器,一边讨论研究,那志良觉得是最快乐的时光。这最初的粗浅认识引发了他的兴趣,逐渐上升到不离不弃的热爱,最终成为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故宫开始准备将文物装箱撤离北平南迁。当时兵荒马乱,故宫资金缺乏,院方为了省钱,竟决定用装纸烟的旧木箱以及旧棉衣上拆下来的黑棉花装运国宝。那志良和同事们发现此法不可靠,一起去找院长,才终于把箱子换成了新木箱,而且全部改用新棉花填充缝隙。那志良负责玉器的装箱,他仿效江西景德镇装瓷器的方法,把沉重的玉器和玲珑小巧的玉件分开装,都装得满满的,这样不容易破碎,也能尽量装得多。1933年2月6日晚上22点30分,这批文物在大批军警的监视下从故宫运到北平车站,由火车运往上海。从这一夜开始,近两万箱、近百万件文物,开始了数万公里的南迁历程,历时15年。那志良随这批文物到上海、南京,之后又迁到长沙,其中最重要80箱文物由庄严负责从长沙辗转运到贵阳安顺华严洞存放。那志良奉命北上宝鸡,在那里,他接收保管了国子监托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运送的石鼓,又一路护送到峨眉存储。那志良在库房里天天面对石鼓,搜集研究资料,后来又一路押运回南京。这段经历的积累让他写成了一本《石鼓通考》。关于这段南迁经历,现存史料已不多,那志良保存了这一时期大量的公函、字条、借据和运输账册,这些史料对后人了解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那志良故去后,他的儿媳王淑芳委托那志良在台湾艺术大学教书时的学生王庆台保管,王庆台花5年时间整理,从中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后来他把保存的研究资料捐给台大民俗艺术研究所,南迁资料捐给了大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南京政府安排将文物转移到后方。这次文物迁运到长沙后又多次转运,宝鸡、汉中,每个地方停留不过月余,最后运到成都,存放于大慈寺,后又转运到峨眉,几乎随时都在搬迁。战乱中路途惊险甚多,而近百万件文物,却毫发无损。那志良在峨眉一呆就是7年,他在玉器研究方面花了大功夫,潜心钻研,终于成为中国研究古玉器的顶级专家。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故宫宝物运到台湾,那志良当时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在爱国宝如命的他看来,文物多一次搬运,便多一次损失。可是,杭立武解释说文物的迁移是为了安全,南京大战在所难免,文物倘有损失,大家良心上也过不去。最后负责挑选这批运台文物的是号称“故宫四大金刚”的专家:书法专家庄严、瓷器专家吴玉璋、图书专家梁廷伟以及玉器专家那志良。他们从堆积如山的文物箱中精选出自己眼中的珍品,构成了今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价值连城的馆藏。据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一书记载:“南迁书画9000多件,运台5458件,其中就有堪称‘中华第一宝’的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南迁铜器2787件,运台2382件,其中就有铭刻字数最多的西周重器毛公鼎。”迁台文物一共运了3批,那志良负责押运的第二艘船于1949年1月9日到达基隆,先暂存台中糖厂仓库。1950年,在台中雾峰乡北沟租了地,盖库房存放文物,那志良在北沟负责保管文物,一直住到台北故宫新馆落成。在孤寂的环境里,那志良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做研究。在玉器制作部分,他撰写的专著、译著及合著,从最早的器物学,到古玉通视,约有34册之多。书中的许多资料他自己亲自去拍摄留存。比如早期的玉作坊,按照传统作法,所做的玉的开、切、剖,包括说凿的照片资料,世界上可查到的非常少,那志良的著作里做了很多注解和注释,中国的古玉因他的研究而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对文物,那志良始终有一份特殊的亲近和感恩,他说:“从任何方面看,我与文物的关系,至为密切,我半世的精力消耗在文物上;而文物使我增进不少学识,养了我全家。”从进故宫工作开始与国宝结缘,他一辈子操心的、琢磨的就是怎么善待文物,故宫文物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然而,他家中却没有任何文物藏品,“因为人在故宫,一定要避嫌”,他把这称作文物守护者的基本职业素养,甚至他招收弟子的前提也是不准购买古玩。1978年台湾艺术大学聘请那志良去教授古器物学。一般艺术学校的学生,上课是最散漫的,但是那志良上课不用点名,学生很准时到课。他开的第一门课,是从学术理论、学术角度、创作原理和历史典故来谈中国文物的源流、中国文物的价值,是系里最叫座的一门课。那志良常常与学生聊天,他说,故宫文物是历史的结晶,属于全中国人,海峡两岸的文物总有一天会复合。1994年,当年曾与那志良一同共事的单士元访台,与那志良在几十年后重逢。当单士元问及第一批南迁时的4位元老,那志良轻轻回答,已故去3位。而那志良也迫不及待询问当年留守在北京故宫的几位故友,单士元只说了三个字:“没有了。”慨叹往事如烟的两位老人,谈到护送文物的艰险。那志良护送的l3000多箱故宫文物,历经5年颠沛流离,辗转大半个中国,没有一件丢失或损坏,堪称世界文物史上的奇迹。1998年5月,单士元去世。4个多月后,那志良也故去了。从此,一段活的文物史便随他们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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